巴爾幹半島五百年:《德里納河上的橋》

拖延了一季,終於在今天把1961年南斯拉夫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伊沃.安德里奇(Ivo Andrić)的作品《德里納河上的橋》(Na Drini ćuprija)讀完了。英文版共有473頁,講述的是今天波士尼亞的維舍格勒(Višegrad)從鄂圖曼土耳其、奧匈帝國到後來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前,將近五百年的故事。

《德里納河上的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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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事沒有一個固定的主角,畢竟沒有人類可以活到五百歲來見證巴爾幹半島的歷史變遷,默默地見證巴爾幹政權輪替的,是德里納河上的穆罕默德.帕夏.索科洛維奇橋(Most Mehmed-paše Sokolovića)。橋是以索庫魯.穆罕默德帕夏(Sokollu Mehmed Paşa)命名,他是在波士尼亞出生的東正教塞爾維亞人,被波士尼亞總督「德夫希爾梅」(Devşirme,土耳其語的「徵募」),當作波士尼亞對帝國的「稅金」送到伊斯坦堡。

索庫魯被送到伊斯坦堡後,被強迫改宗伊斯蘭教,並且在土耳其宮廷中受教育,培養成帝國的侍衛以及文官。他在六十歲的時候坐上了帝國大宰相(Grand Vizier;土耳其語為Sadrazam)的大位,侍奉過三位土耳其蘇丹,而這座橋就是在他大宰相任內完工。

德里納河上的橋:穆罕默德.帕夏.索科洛維奇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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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什麼這座橋這麼重要?因為在16世紀後半葉,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積極的往歐洲擴張,最強盛的時候,版圖擴張到今天匈牙利的布達佩斯。而波士尼亞是往中歐的重要門戶,相較於河岸船運,在德里納河上建一座橋,才能更快速的運送物資以及軍隊到塞拉耶佛。

橋的中心有一個碑,前方的小空地叫做Kapija,是書中居民的集會場所,是村民聊天、喝咖啡的地方。不管五百年內政權如何更迭,居民的種族、宗教如何改變,唯一不變的事情就是Kapija作為聚會場所的這個角色。

橋中心的集合地:Kapij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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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舍格勒身為東西文化的「橋」,自然吸引東西方各種不同的種族,共同生活在這個城市:土耳其人、塞爾維亞人、塞法迪猶太人(由西班牙流亡的猶太人)、吉普賽人等。雖然大家文化宗教不同,但是一起生活倒也相安無事。直到第一次塞爾維亞在鄂圖曼帝國內爆發,開始改變了城內的塞爾維亞人以及土耳其人的關係。

1878年的柏林會談,塞爾維亞與黑山成為獨立國家,而奧匈帝國將波士尼亞納入保護國。奧匈帝國的鐵路建設把這個小鎮跟其他帝國的城市連接起來,越來越多帝國其他部分的人民移進波士尼亞,波士尼亞年輕人也有機會到帝國其他地方(奧地利、捷克、匈牙利等)學習新知識。原本用來閒話家常的Kapija,變成了留學生傳授新知的地方:社會主義、工會、罷工、民族主義等新名詞開始進到這個多民族的小鎮。

1908年奧匈帝國正式佔領波士尼亞,導致奧匈帝國與塞爾維亞的關係惡化;1914年奧匈帝國王儲斐德南在塞拉耶佛遭到塞爾維亞學生Gavrilo Princip暗殺,正式開啟第一次世界大戰。而故事也結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戰後不久。維舍格勒的「和卓」(hodža;先知穆罕默德的後裔)Alihodža Mutevelić在開戰後不顧大家的勸告,下山到自己在市場的店裡面沉思,等到他再度踏出店門時,那個見證這個城市五百年歷史的橋,已經被戰火炸斷。

1915年被炸斷的橋
資料來源:Wikipedia

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,作者伊沃是南斯拉夫王國駐納粹德國大使,開戰後他被德國逮捕,直到1941年才得以回到南斯拉夫,軟禁在貝爾格勒的公寓裡面,小說是在1942到1943年間完成,並在戰後發表。我想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,也難怪他沒有把故事結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,避免與當時佔領塞爾維亞的德國政權有衝突。

這部小說出現的人物很多,跨越很多不同的時代,而且當中有許多塞爾維亞語的專有名詞,對於沒有巴爾幹歷史背景的讀者來說,讀起來會很吃力。但是如果讀者仍然可以從一些大事件的轉變,例如:奧匈帝國進城、塞爾維亞起義、奧匈帝國皇后伊莉莎白遭到暗殺,感受到城鎮人民想法的改變,細細感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,以及一個舊時代的結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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